经济回暖 多省财政收入增速转正

经济回暖 多省财政收入增速转正

时代周报记者 杨佳欣 发自北京

随着经济逐步回归正常增长轨道,多地财政情况也逐步好转。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截至10月25日,共有21个省份公布了前三季度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情况,目前该数据实现正增长的共有8个省份,其中广东、江西、云南3地出现年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的首次正增长。

江苏、浙江、河南、广西、青海5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回升趋势则得到进一步巩固,其中河南是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最快的省份,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92.4亿元,同比增长1.9%,增幅比上半年提高2.6个百分点。

此外,也有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在逐步收窄。例如,作为GDP榜单第三名的山东,受产业结构问题影响,财政产出长期弱于其他经济大省,1―9月,山东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99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1%,但降幅比前8个月收窄了1.1个百分点。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目前国内疫情控制稳定,经济发展恢复较快,全国财政收入增速继续保持正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其预计四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将超过第三季度,“将维持在5%―5.5%区间内”。

多渠道增收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各地财政收支情况发现,部分地区非税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从上半年持续至今。

以贵州为例,该地主体税种中,前三季度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同比分别下滑达15.4%、7.4%,但非税收入则完成483.08亿元,增长达10.4%,而该省1―7月的非税收入增幅也曾一度高达43.9%。

一些地级市也同样出现此类情况。例如,辽宁省下属鞍山市,1―9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9.87亿元,同比增长0.3%,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3.8%,非税收入同比则增长73.0%。

总体来看,财政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地方非税收入共为19636亿元,同比增长6.6%。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指出,原因主要是积极挖掘潜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增加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合计拉高地方非税收入增幅6.7个百分点。

例如,深圳市上半年曾全面梳理办公、住宅、产业用房、商业物业等各类政府部门资产,剥离与履职无关的商铺等物业,实现上半年当地市区两级盘活资产等一次性收入150.1亿元,使得当地上半年非税收入增长14.7%。

“加快闲置国有资源资产处置力度弥补税收减收。”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建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国有资源、资产包含土地、房产等,通过出租或者售卖的方式,增加地方可用财力,但这部分资源资产毕竟是存量资源,缓解财政压力,还需从发展经济角度出发。

此外,不少地区也通过土地出让增收。

财政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地方政府基金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9360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0.3%。

在地方政府的可用财力中,土地出让收入长期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84516亿元,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为72517亿元,占比近9成。

需要注意的是,现行土地出让收入为“毛收入”,其中涵盖成本补偿性费用,在土地出让支出方面也涵盖政府在出让前对土地的开发等成本性支出,这部分成本通过土地出让回归政府。

据推算,此类成本性开支大约占土地出让收入近八成。官方数据显示,2013―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高达28万亿元,扣除成本性支出以后,土地出让收益为5.4万亿元,占土地出让收入的19.2%。

“不少地区确实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收入,但单纯就认为地方政府是靠‘卖地’过日子是很大的误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白景明强调,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补偿,但如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确实会影响基层财政,“目前,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仍然是税收收入。”

焦建国强调,土地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数量、价格受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财政部门的预算收支编制不太容易把握市场动态。如果地方政府收入渠道单一,并以土地出让收入为抵押举债,在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背景下,则容易引发一定的债务风险和整体财政风险。

财政表现分化

各地之间财政的分化愈发明显,在广东、江苏、浙江三大经济强省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悉数转正背景下,部分财政收入体量较小、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却仍处负增长态势。

例如,甘肃省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14.1亿元,虽降幅比上半年收窄7.4个百分点,但同比仍下降1.6%。贵州降幅甚至进一步扩大,贵州省曾在1―7月实现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正增长,但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262.88亿元,再次回到下降区间,同比下降5.2%,降幅较前8个月扩大近5个百分点。

“疫情冲击,叠加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确实会导致部分经济基础好,经济结构较新的省份财政收入更快恢复。”刘剑文说。

而这种情况在部分县级部门则更为明显。例如,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前三季度,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5.07亿元,同比下降幅度达9.9%,降幅比上半年扩大达到13.5个百分点;贵州省下属玉屏县1―8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23877万元,同比下降更是高达25.5%。

为缓解基层“三保”压力,中央今年来已经通过新增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压减中央本级支出、设立特殊转移支付等措施,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增量和增幅创下近年来新高。

焦建国指出,在目前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下,经济欠发达地区自身“造血”能力不足,对转移支付依赖度也将有可能提高。“县级地区财政收入紧张问题因为疫情或将更加严重,一直以来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都相对较弱,对上级部门的转移支付依赖较大,但‘六保六稳’有关工作的执行也都在基层。”

以上述玉屏县为例,该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方税收收入同比下降高达27.2%,但仍在落实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以及保民生等相关工作。

白景明指出,对于这种情况不必过于担心,生产经营中的各要素在各地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相对较差,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确保各地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财税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但同时他也强调,要注意提高转移支付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避免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判断基层政府财政状况,不能只凭其财力与事权的匹配程度,应关注自有财力加转移支付与事权的匹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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